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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何帮助“空巢青年”建“新巢”?

愿有良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

——政策如何帮助“空巢青年”建“新巢”?

冯帅章

韩昱洁

 

20171025

 

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中,民生问题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外来务工人员等传统被关注的群体之外,近年来媒体关注点又转向了一个新的群体。 “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这样一种生活状况让他们产生唏嘘不已的共鸣,他们就是空巢青年

 

空巢青年是一个近两年流行起来的词,指那些与父母和亲人分居、单身并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网友给他们的自画像大致是这样的:二三十岁,至少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在一线城市拥有一份收入中等还算体面的工作,住月租三四千的 18 平米一室房或群租房隔间,唯一熟悉的室友是自己养的猫/狗;厨房间摆着怀有居家煮饭宏图大志时买下的全套单人厨具,但饮食主要靠便利店和外卖,为凑满起送点一次吃三顿;长时间在手机屏幕电脑屏幕之间无缝切换加上无人照看容易作息失调,头发保持不出门不洗的听说油头很流行”style……这样的自画像可能触及了很多人的笑点,更触及到了很多人的痛点。

 

近期,主流媒体对空巢青年的报道增多,这一群体也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淘宝今年对外发布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就在全网中找到了5000万符合特征的空巢青年。从性别上看,男性的空巢青年人数几乎是女性两倍之多,占比达到64%。从年龄段上来划分,尚未完全进入适婚年龄的“90占据主角地位(占比61%),“80占比达35%。根据中国青年报社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缺乏感情寄托(57.9%)和居住条件差(57.8%)被认为是空巢青年面临的两大困境。网易新闻数据也显示,68%的空巢青年在一周以内感到孤独。人民日报则评论“空巢”是人人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并且鼓励青年在该阶段磨砺和锻炼自己。

 

空巢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造成空巢青年群体大规模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今中国正经历的超大规模的城市化引起了大量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青年离开父母和亲人向大中型和特大型城市,甚至是这些城市的中心地区聚集。许多发达国家也正面临着空巢青年聚集和增加的趋势。例如,美国如今有大约一半的成年人是单身,而独居者占全国住户的28%,他们大多聚集在纽约、华盛顿、西雅图等大城市。由于中国的发展变化更为迅猛,“空巢青年”现象可能更为突出。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镇化和人口流动都是国家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现阶段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国情。从个人层面来看,这是年轻人把握发展机遇主动选择的结果。年轻人成长阶段中,也必然应该经历一个离开父母的“旧巢”,而又尚未建立自己的“新巢”的人生阶段。

 

我们认为,这样的趋势是十分正常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需要大肆渲染,更不需要被当作负面的社会现象去对待。相反,这一过程实际上有益于青年的成长,有利于为他们打造自己的新巢做下铺垫和准备。空巢是这些青年的主观选择,他们甘愿忍受生活中的寂寞,为了心中的远大目标,宁可放弃原本舒适安逸的生活,选择独自一人奋斗打拼。有待将来某日,他们终将圆自己的少年梦,建立“新巢”,反哺父母。

 

长期空巢现象值得社会关注

 

空巢本身不是一个问题。然而,空巢时间太长会是一个问题,值得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从个人层面来看,年轻人迟迟不能解决婚姻问题,长时间空巢,会给个人和所在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大量空巢的存在会导致婚育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劳动力供应不足。

 

造成长期空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事业上的巨大压力、高昂的房价、与繁华城市的隔阂、社会婚姻和择偶观的巨变等等。而由于社会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上大量单身青年难以匹配成功,也是造成“空巢”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中国社会从整体来看依旧是男多女少,然而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大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尤其是高知女性。这些女性大多数都期望在婚姻市场上寻求教育水平、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强于自己,至少是不弱于自己的男性,而相应的高知男性就显得相对不足,所谓“剩女”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当然,恋爱和婚姻的问题是青年们需要自己积极争取,主动面对的,而非仅仅通过在家里消极逃避,或者是一味地寻求父母和亲人的安慰。在这方面,家长、社会、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但绝不应该大包大揽。

 

 “空巢青年”能否回“老巢”?

 

空巢青年是城市化进程发展下的正常产物,空巢也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但部分青年空巢时间太长更值得引起关注的重点。从政策的角度,我们应该反思,空巢青年迟迟没有建立新巢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大多数作为外来人口的他们很难被大城市接纳?很难在大城市安家生活?很难在大城市住房、看病、为将来的子女找到一间公办学校去就读?

 

中国快速城镇化已经引发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包括城市污染、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交通拥堵等等,空巢青年只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之一。他们既是时代潮流中普通的一群人,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制度的一些可以进一步改进的方面,需要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

 

一部分声音倡导我们应该鼓励空巢青年返回家乡。目前国家已有一些政策致力于发展中小城市以鼓励流动青年返回小城市工作、创业,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吸引空巢青年返乡回巢,减少空巢青年的数量。但由于资源始终是向大城市倾斜,大部分吸引空巢青年返回中小城市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这些现状应该让我们认识到,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顺应经济发展潮流的,人口的聚集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城市应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政府则可以从宏观角度解决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政策如何帮助“空巢青年”建立“新巢”?

 

我们认为,减少长期空巢的现象的着力点更应该是在“空巢青年”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重点是给他们一个融入的长期稳定预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当然包括我们的流动人口和“空巢青年”。从长远来看,应该对于目前的户籍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甚至取消户籍,让“空巢青年”无需为户籍问题发愁。目前各地也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很多省份实行了居住证政策,允许持有者享有当地居民待遇。例如:广东省现行的积分入户政策,利用一套综合的考量体系对外来人员进行多元评价,允许达到标准者落户。

 

然而,户籍制度改革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短期来说,流入地政府应该逐步放松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在大城市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限制,包括在住房、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如果政策继续往接纳非户籍外来人口、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的方向推进,相信更多的青年可以更快离开空巢,建立新巢。结合十九大报告,我们有理由在这些方面对未来保持乐观。

 

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住房:

住房问题可能是横亘在“空巢青年”们面前最大的一座大山。高企的房价让人望而却步。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无疑是广大“空巢青年”们的一大福音。未来,通过发展青年公寓等中高端租赁市场,加强社区房屋租赁服务,推行共有产权房试点,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的异地提取等措施,“空巢青年”们将有望解决住房问题。

 

子女教育:

虽然“空巢青年”尚未成家,但未来孩子的教育前景,是他们在谈婚论嫁、建立“新巢”的过程就会考虑到的重要因素。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无疑包括非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群体。在教育上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给予流动儿童同等待遇,符合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应有之义。我们希望大城市能进一步对流动儿童开放公办学校学位,特别是教育质量较高的优质公办学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采用财政补贴等形式,扶助民办民工子弟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辅助渠道,切忌盲目限制甚至关停民办学校造成流动儿童失学等现象。

 

就业:

“空巢青年”处于事业发展的开始阶段。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工作,但收入有限,压力很大。十九大提出 “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应用在“空巢青年”这个特定群体,我们认为政府可以加大在就业方面的引导并提供财政补贴的培训项目,这将不仅帮助“空巢青年”适应当地的工作环境,对于他们一生人力资本的积累都将具有长期的作用。此外,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将非本地户籍流动人口纳入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针对他们提供就业方面的服务。虽然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较高,失业率较低,但他们的流动性强,就业稳定性更差。如果能在就业政策和服务方面更多地考虑到 “空巢青年”的需求,则不仅将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对于“空巢青年”及早建立“新巢”也是大有裨益的。

 

社会保障:

包括“空巢青年”在内的流动人口,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计划的参保率都较低,这无疑主要是由我国现行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可喜的是,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医疗方面,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不断提高参保率和缴费率;稳妥推进医保城乡一体化,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推动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积极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政策举措的落地,缺乏社会保障将不再成为“空巢青年”的一个难言的痛点,在目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建立“新巢”,将不再是一个梦。

 

愿有良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

(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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